这个叛徒二个国军上将认作干儿子邓丽君拥抱他竟然是什么来头

  在古代封建时期，有不少枭雄热衷于收养干儿子，这种被收养者被叫做“养子”或者“义儿”。就拿三国时候来说，刘备便将刘封收作义子。据《三国志》所记，刘封本名为寇封，并不姓刘，他自小父亲亡故后，就被舅舅领养，于是随舅舅改姓刘。晚唐五代之际，天下动荡不安，藩镇割据，战事频繁，谁手底下善战之人多，谁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在这一段时期，收养干儿子之风极为盛行。据史书记载，唐末的陇西郡王李克用收养了100多个干儿子，他的部分干儿子作战英勇无畏、十分勇猛，甘愿为他冲锋陷阵、攻占城池土地，对他取得胜利助力颇多。明代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他能有如此权势，和他收养的干子干孙形成利益核心集团有着非常大关系。到晚清时期，盛宣怀认李鸿章作干爹，陈璧拜奕劻为干爹。而到民国时期，老蒋也有个特殊的喜好，就是喜欢结拜干兄弟、认干儿子之类的关系，他自己在日记里也承认，一生当中最为珍视的就是“异姓昆弟之交”。

  这些人为何热衷于结拜兄弟、认作干爹之类的事情呢？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目的。其一，构建起相互信赖的关系，在遭遇困境之时可成为有力的依靠，彼此帮扶、支撑与守护。其二，将个人的能力融入到一个团体之中，进而拓宽施展个人才华的空间。其三，众人以兄弟或者父子的关系相称，正契合了那句俗语“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此便能够形成齐心合力的态势。其四，在通讯并不发达、人际交流必须面对面进行的时期，借助结拜的方式构建起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拥有更多与各行各业人士接触、交流的契机，进而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其五，在特殊的情形下，就像之前提及的官场中的结拜干亲现象，这是一种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关键手段。这些人为了稳固自身势力以便长期在一方称雄，相互联合起来，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支持，构建起更为紧密且稳固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利益上的依附关系。

  今日，咱们来讲一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啊，居然有两位国军上将，如法炮制，使出了他们常用的手段，争着把一个叛徒认作干儿子，这可真是一场闹剧。做干爹的，其意图自然是想借助拉拢势力的方式，来提升个人话语的分量与影响力。而主动去“认干爹”的那个人呢，所期望的是日后自己的仕途能更顺遂畅通，进而能够扶摇直上，毕竟有棵大树靠着好乘凉嘛。那么，这两位干爹和这个干儿子最终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得从头说起了。

  1982年10月16日，山东文登机场，天气晴朗，碧空如洗。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一天是进行双机训练科目的日子。伴随着塔台指挥人员下达的指令，两架崭新的米格 - 19战斗机呼啸着冲向蓝天，在祖国的天空中飞翔。依据当时的规定，在飞机训练的时候，为保障飞行员的安全，每隔几分钟飞机就必须和站台进行一次通讯确认。此刻，吴荣根所驾驶的米格 - 19战斗机迅速就完成了训练任务，依照规定的程序，这样一个时间段是需要按照既定航线返回了。然而，吴荣根显得格外镇定，毫无异样之处，他谎称飞机出了点故障，需要马上处理。随后，他就沿着海平面超低空飞行，避开了雷达的探测，以防被他人发觉。

  之后，在站台长时间没有正真获得他的回应的情况下，由于他过去的表现无显著的不正常之处，站台这边并没有马上起疑，而是主动尝试做沟通，不断地对他呼叫。没料到他却中断了无线电通讯，将机头转向东边，用力拉起操作杆，依照事先规划好的叛逃路线，朝着韩国的方向加速飞去。而另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推测，他可能是遭遇了紧急状况，或者是突然接到了重要任务，所以才改变了初始的飞行路线。他们怎会知道，他这一飞走，为了躲开雷达的追踪，他运用低空飞行的方式，然后突然拉高高度，高低交错飞行，机灵地穿过国家的雷达监测网络，最后降落在韩国汉城K16机场，这也就表明，他踏上了一条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可耻道路。

  众人或许会感到不解，他的叛逃目标是台湾，那他为何会驾机降落在韩国呢？其一，文登到台湾的距离颇为遥远，差不多有1400多公里。米格 - 19战斗机在未加装副油箱时，航程仅有大概1390公里，就算加装了副油箱，航程也不过2160公里。由于当日吴荣根没有携带副油箱，所以飞机根本没办法到达台湾。其二，即便飞机能够飞到台湾，可由于不熟悉航线和技术要求较高，吴荣根也许会遭遇我军的拦截。其三，要是我军使用导弹进行拦截，吴荣根就会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于是，他便挑选了当年尚未与我国建交且和台湾省联系紧密的韩国当作叛逃的中转地。

  由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研制的单座双发喷气后掠翼战斗机——米格—19战斗机，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其航程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在空军训练里犹如一道亮丽的景致。我国曾引入米格—19战斗机，并且以它为参照，成功地仿制出歼—6战斗机，从而使空军力量得以逐渐增强。双机编队训练是飞行员的基本技能之一，谁能想到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吴荣根于1960年诞生在浙江省金华的一个平凡农民家庭，家中有哥哥和妹妹。自他出生，父母就对他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于是给他取了“荣耀根基”这样寓意深长的名字，其中饱含着对儿子将来能够光大家族的殷切盼望。因此，他自幼便立下好好读书的志向，想通过掌握知识而崭露头角。然而，他读书之时正值时期，读书并未改变他的命运。幸运的是，喜爱运动的他锻炼出了不错的身体，在当时体质比学习成绩更关键。后来，吴荣根投身军旅，怀着新的志向，立志在官阶上不断攀升，同时也期待着能找到心仪的女子，构建美满的生活。他信念坚定，一心追求个人的成就与情感的美满。

  吴荣根入伍之后，依旧延续着在家乡时那种勤奋努力的品质。他特别刻苦，在军事训练方面，成绩常常十分优异，处于领头羊，是当之无愧的训练尖子。当其他人在休闲娱乐之时，他却不知疲倦地沉浸于书籍之中，尽情地汲取知识，并且对这样的学习状态十分享受。他的知识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宽。由于他展现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得到了部队的肯定。当时，我国在航空领域投入了众多的人力和物力，打算培育出一批出色的空军战士，而这些战士都得从入伍新兵里经过层层筛选才行。不但要求成绩突出，而且还得具备勤奋努力的品质。那时的吴荣根正好符合上级的要求，他文韬武略样样出色，于是被上级领导视为可塑之才，进而被送到航空学校深造，就此开启了自己的飞行员生涯。

  需晓得，在军队里，飞行员的选拔条件堪称最为严苛，其培养周期漫长并且成本极高。有种说法是，三个农民可供养一个陆军成员，三个陆军成员能供养一个海军成员，三个海军成员可养活一个空军成员，而十个普通空军成员才足以培养出一名飞行员，这愈发彰显出飞行员在军队中的宝贵地位。战斗机技术迅猛发展之际，飞行员所应具备的文化素养与体质也相应提高。毫不夸张地讲，飞行员属于各国军队中的精英群体。吴荣根成为一名飞行员，这既表明他有着出众的文化素养与体质，也代表着他享有优渥的薪资待遇。

  彼时，吴家出了一位飞行员，这在全村乃至全乡都是极为令人骄傲自豪之事。乡村各级干部纷纷前往他家道贺，夸赞其儿子担当着光荣的使命，背负着祖国与人民的期望。他们手握军队的利器，若战火燃起，便会奋勇向前，在蓝天白云之上翱翔，拼尽性命捍卫祖国神圣的领空，保卫国家的安宁与尊严。都说这年轻人年少有为，前程似锦。他的父母家人个个都眉开眼笑，他的父母还来到祖宗牌位前，恭敬地焚香，肃穆地向先祖禀告：“荣根已为家族增添光彩，荣耀至极。”而后虔诚地磕头，以表达内心的欢快与崇敬之情。并且还设了多日的美食筵席，让亲朋好友一同来分享这一喜事。

  在家人和乡亲们的美好祝愿下，他成为了空军第一侦察集团一大队二中队的一名飞行员。吴荣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始终未曾停下努力前行的脚步。他在训练里勤奋努力，各类飞机相关记录都位居前列，凭借着艰苦的训练、高超的飞行技术还赢得了奖金，待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那时村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是极为优秀的人，乡里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庆功宴，他老家的族人打算把他的事迹写进姓氏族谱，甚至要让他的事迹在县志里有一席之地。

  不过，在做了数年飞行员之后，吴荣根听了太多的赞扬和表彰，老是感觉自己功绩斐然，成就非凡，付出与收获严重失衡。特别是看到跟自己同期入伍、同届毕业的许多人都晋升了职务，而自己却依旧没有一官半职，目光短浅的他老是感觉自己停滞不前是领导故意刁难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对待，于是心中就充满了怨恨。从那以后，他训练时马马虎虎，还时常耍性子。逐渐变得狂妄自大，眼里没有一点人，不但小瞧身边的战友，就连上级也不放在眼里。

  特别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位往昔很优秀的飞行员，已不再是昔日那个勤勉努力的好苗子了，而是开始追逐那种醉生梦死般的低俗趣味，双眼满是贪婪与私欲。他对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极为痴迷，邓丽君在那个时期，可说是东亚地区的超级巨星，而他也正是邓丽君众多粉丝中的一个。他有机会听到邓丽君唱歌，那旋律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又在电视上看到了她那清丽的面容，曼妙的身姿加上悠扬的歌声，她就像梦中情人一样，让人十分着迷。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邓丽君那种以柔美且婉转的演唱风格以及抒情性闻名的风格，其歌声甜美圆润、轻柔细语，就如同清风细雨一般，滋润着人们那有些僵化的心灵。当时我们流行的是充满激情、激昂有力的红色歌曲和样板戏，与之相比，邓丽君的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她歌曲中的小资情调被人们视作传递着“灰暗”“颓废”的情感，像《何日君再来》里“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这样的歌词被阐释为享乐主义，是反动势力的糖衣炮弹。她的歌曲被贴上了“颓废”“不健康”“黄色歌曲”的标签，被认为是一种能麻痹大众精神的“靡靡之音”。

  当时，台湾方面除了播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来吸引众多歌迷之外，还雇佣了声音甜美娇嗲的女特务。这些特务借助广播来播报宝岛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宣扬那里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自由，就如同现代的广告一样。每当演唱到关键的高潮部分时便开始播出这样的策反节目。节目里对从中国大陆沿海各个机场、码头到台湾岛各个机场、码头的距离、航向、时长、航级气象、识别方式、奖金等内容都介绍得极为详尽。节目还诱惑说，叛逃的话将会得到极为优厚的待遇，往后的生活也会有保障，过得十分惬意。吴荣根听着敌台广播里“空中玫瑰”那轻柔婉转的声音，脑海中浮现出广播里描述的灯红酒绿的景象，在那仿佛掺入了糖浆般软绵绵的女主播的声音中，渐渐睡去。他们一直在寻觅机会。被私欲和利益蒙住双眼的吴荣根，最终做出了叛逃的决定。

  吴荣根驾机投敌之后，台湾方面兴奋不已，为了那虚幻不实的目的，把这个叛徒称为所谓“义士”，针对这一所谓的“英勇行为”大造舆论声势，还为吴荣根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台空军总司令郭汝霖亲自操办庆功宴来招待他，郭汝霖的夫人把一副昂贵的太阳镜送给了吴荣根。总参谋长按约接见他，授予他空军少校军衔，并且给予他黄金作为奖赏。之后，他被当作台湾的宣传工具，像奇货可居般被到处宣扬，四处演讲，而且肆无忌惮地大肆污蔑自己曾经的部队和战友，话语中满是偏见和误解，激烈程度令人十分惊愕，但是，事实最有说服力。不管他怎样诋毁大陆，都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他的投敌和污蔑，只能显示出他个人的愚昧和短视，根本没办法撼动两岸关系的根基。

  特别令吴荣根兴奋到难以自已的是，那时有两位国军上将使出了老一套手段，竟要认他做干儿子。其中一位是当时担任台湾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二级上将王升，还有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蒋仲苓也把他收为义子。此刻的吴荣根，既有钱又有利，还拥有了强大的靠山，脸上满是小人得志般的丑恶神情，感觉自己已然抵达了人生的顶点，简直是太圆满了，活脱脱成了人生的胜利者。那么，叛国者吴荣根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声名赫赫的干爹，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先来说说王升。他原名建楷，还叫修阶，字化行，1917年生于江西龙南金钩牧笛王屋村。1931年小学毕业之后，他开始有效学习裁缝手艺。随后，他与别人合伙经营石印印刷店，又在私塾就读了两年。由于他字写得不错，于是不断得到晋升。参军之后，因为读过一些书，他担任了县大队文书，还被推荐到黄埔军校16期学习。毕业之后，他相继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视导员、赣县军事科科长、青年军第208师政工处上校科长。当时小蒋在赣南担任专员，他就成了小蒋的秘书，并且成为小蒋的亲信与得力助手。

  王升此人向来将个人的官职地位看得很重要，在他内心深处，为官，且要做最大的官，掌权，且要握有最大的权力，这便是他所求。为了达成做高官的目标，他不顾一切，用尽各种手段。他对大量阅读书籍缺乏兴趣，偶尔读些书，也不过是为了实用或者消遣罢了；他也不待见规行矩步之人；他赏识说谎者与擅长耍手段之人；他觉得只要有用便是真理，全然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里。1947年秋，王升从青年军的一个团指导员调任到“预备干部局附设嘉兴青年中学”担任上校训导主任，自那之后便官运顺遂，一路高升。不过，他的升迁其实是在逃到台湾之后。

  在当年台湾有众多高级将领，资源供不应求（类似粥少僧多）的情况随处可见。在大陆时属于晚辈的王升，做了几件事从而颇得上司的喜爱：其一，训练政战人员，归纳出一套所谓的政治作战理论；其二，在金门炮战期间，大力开展空飘以及针对大陆的广播宣传战。正因如此，他得以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被提拔为“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掌控中华电视台、《台湾时报》和《战士青年报》等。那一套利用“空中玫瑰”进行的所谓宣传策反行动正是他一手操办的，这让他一度成为台湾威名赫赫的人物。他是黄埔军校16期中最早脱颖而出，集情治、政工和军权于一身之人。

  再来说蒋仲苓，他于1922年在浙江义乌苏溪蒋宅村诞生，曾经在蒋宅小学、义乌中学求学。后来，他被父亲蒋维仓带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接着进入黄埔军校16期通讯科学习，与前面提到的王升为同期同学。毕业之后，他依次担任中尉参谋、上尉连长、少校参谋、中校科长等职务。在大陆的时候，他的职务相比来说较低，在战场上也不过是个跟着凑数的角色。他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逃到台湾之后，是在驻守大陈岛的时期。

  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还掌控着浙江沿海的诸多岛屿，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持续对抗。最初，其势力由北向南划分成了四个游击区，舟山岛一带是第一、第二游击区，大陈岛属于第三游击区，南麂岛则为第四游击区。随着不断地败退，到最后就只剩下大陈岛被当作所谓的“反攻基地”了。彼时，蒋仲苓身为团长，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还一同吃了午饭。蒋介石在之后的日记里对巡视大陈岛这件事如此记述：“十四时开始视察南田（省政府的所在地）的五虎山、元宝山等各处，到黄夫礁、小埔、威武庙、医院，又游览了甲午岩，最后抵达南坑街的县政府。之后沿着街道到天后宫小学与修船所，民众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那种真诚的态度，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由此推想，大陆的民众盼望我回去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岂止是大旱之时盼望雨云那样啊。”

  这个面积大概有6平方公里的小岛，蒋介石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似的将其设定为一个省。随后，我军针对大陈岛北面的据点一江山岛开展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成百艘登陆艇在炮火的掩护下朝着一江山岛迅猛进发，岛上的守军被打得四处逃窜，最终彻底溃败，没过多久一江山岛就被解放了。一江山岛的失陷致使大陈岛直接处在我军火炮的射程范围以内，防御的难度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大陈岛距离台湾的路程远远超出距离中国大陆的路程，补给和支援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难题，再加上我空军已经占据了空中优势。最终只能无奈地撤离。

  尽管遭遇了败退，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蒋仲苓在镇守大陈岛这一事宜上，即便谈不上有什么显著的功劳，可吃苦受累总是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得以晋升为师长，而后被调往金门防卫司令部担任参谋长，再之后擢升为中将军长、金门防卫司令官，一路晋升为的“陆军二级上将”，并出任“陆军总司令”。2001年清明节期间，蒋仲苓返回故乡探亲祭祖，在义乌苏溪蒋宅村的老宅前大摆宴席，到处都坐满了人，石凳上、院子里、房子里都拥挤不堪。蒋仲苓老家故居的门楣上刻着“栽五柳”三字，据他所说，这三个字的含义与“闲也门前栽五柳, 支窗引入美柔姿”相关联，这体现出一种娴静少言、不慕荣华富贵的心境，只想效仿陶渊明在自家门前栽种五株杨柳，往后即便不出门，只要轻轻支起窗户，就能观赏到美妙的景色。这或许就是他认吴荣根为干儿子的真实初衷吧。

  王升与蒋仲苓皆毕业于黄埔16期，后来都成为了国军上将。不过，他们有同学却无所作为。就拿来自河北邯郸大名县万堤区大街乡（原隶属于北门口乡，北门口乡于1996年并入大街乡）邓台村的邓枢来说，他也是黄埔16期的毕业生。他到了台湾之后，始终在军队里毫无起色。刚毕业时授予的军衔，过了十年八年，依旧没有一点变动，仅仅是一名排长。这样低的级别，生活自然十分艰难。他居住在眷村一个不足30平米的小屋里，退役后开了一家米店来维持生活，却还是入不敷出，平常主要以粗米和菜粥为食。

  然而，他育有一女邓丽君，邓丽君是一位在全世界华人圈红极一时，且在亚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歌星。于是，王升和蒋仲苓没有忘掉这位老同学，特意邀请他的女儿邓丽君参与接待吴荣根，邓丽君还亲自赠送个人专辑，这温馨的场景被记录了下来，画面定格在两人手挽手的珍贵时刻。在见到邓丽君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立刻就定住了，心中满是感慨，不禁感叹此生没有遗憾了。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亲眼目睹她，这份记忆必定会深深刻在心底，永远都不可能消失。

  往昔之时，他坐拥名车的华贵，又有美人在侧相伴，周遭满是源自台湾方面的赞誉话语。那接连不断的颂扬之声将他捧到高处，他深陷于这种情境里，旁人的夸赞似潮水般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这使他在一瞬间有些找不着方向。他暗自思忖，这些赞誉到底是确有依据，还是自己仅仅是被一时的荣耀迷了眼。的确，那时的他宛如置身人生的顶峰，功名利禄皆收入囊中，然而在这看似光彩照人的背后，他也感受到了更多的迷惘。

  常言说得好，善恶终有报。吴荣根这个叛徒，乍一看似乎名利双收，既拥有财富又尽享美色，背后还有强大的靠山，仿佛能够在官场平步青云、为所欲为。可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他先是被一个女人骗走了大笔钱财，落得个钱财散尽、一无所有的下场，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他老家的父母尤其可怜，长时间深陷悲痛之中。母亲哭得满脸泪水，父亲则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默默上香，恭敬磕头，好长时间都一声不吭。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面容悲戚，语调沉重地说：“是我没尽到责任，没有好好教育儿子，才让他成了国家的叛徒，辜负了民众的期望。”其内心的绝望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心中的痛苦深入骨髓。真的很难来想象他们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与哀伤。

  吴荣根在没了使用价值之后，他的干爹们自然也就把他当作草芥一样看待，像扔掉破鞋子那般将他抛弃。他只能独自承受孤寂，最终因为生活困窘而前往美国。到了晚年，他听闻家乡经济迅猛发展，心中满是感慨，情绪难以平静，盼望能够重回故乡。他深刻反省自己年少时的叛逆之举以及青春岁月里的迷失方向，把饱含悔恨的检讨书送到大使馆，希望能踏上归乡之路，有朝一日能在老家的祖坟旁边安息。他还说：“我渴望回到故乡，找寻父母安息之处，也想看看自己最后的归处……”这话语之中流露出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索。

  然而，吴荣根有两位干爹，他们在晚年之时多次返回故乡祭祖，可唯独吴荣根被村里的吴姓族人坚决地拒之门外。这是因为他为了个人的私利，全然不顾道德、法律、亲情与友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痛，吴姓家族里没人能够谅解他，还宣称：绝不让叛徒亵渎祖坟！由此可见，在民众心中对叛徒是多么地瞧不起，他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像所说的那样：本为中华荣耀子，现今异邦流浪客。归根之愿成空想，中华大地难容他。